粗放增长身影犹在孙毅彪代表11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，当前，我国对外贸易仍然面临诸多不利因素：对发达市场(欧美日)的依赖程度依然偏高;我国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，等等。
以数字为例，我国目前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显然不足。一方面，去年，“金砖四国”中俄罗斯和巴西在我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不升反降，分别占14.2%和 12.5%;另一方面，我对韩国、乌克兰、加拿大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出口产品也有不同程度下降。
同时，我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出口模式仍未转变。特别是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减弱。2009年，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度排名已从第4位降至第6位，墨西哥、印度、越南、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等我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制造成本均已低于我国。
孙毅彪还强调，关键是我国企业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领域落后，在新兴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高端产品出口仍未出现显著突破。
“这些极大制约了我国出口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。”例如，我国生物制药、生命科学、材料技术、航空航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出口进展更为迟缓，合计出口仅占2009年当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4.5%，占比仅较2005年高出1.1个百分点。
出口转强之道在后危机时代，全球产业格局将进入调整的关键阶段。很多市场人士已经预见到，因实体经济重新获得发达国家重视，今后一段时期，我国不仅在低端制造领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加剧，在机电和高新制造领域也将面临发达国家的挤压。
因此，在确保出口份额的同时，“必须积极推进技术升级、调整出口结构，加快推动我国由出口大国向强国转变。”孙毅彪直言。 为此，他建议，首先要及时转变考量出口实力的传统思路，从单纯关注出口增速转向兼顾国际市场份额，细分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及消费热点，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出口扶持鼓励措施。
其次，在继续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同时，抢抓全球经济减速、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撤资的有利时机，发展以开拓对方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，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;建立健全的开拓新兴市场风险保障机制，提供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优惠等金融支持。
再次，利用金融后发达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有所松动的机遇，多渠道扩大技术引进，优化出口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。比如，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政府间磋商，通过合理降低进口关税、提供优惠信贷、给予国内税收减免等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，吸引高质量的外国直接投资，增加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高精尖技术设备进口。
最后，加快推进产业梯度转移，形成沿海和内陆地区优势互补、协调发展的出口产业格局。
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为依托，促进技术跨区域流动共享，合理利用东中西各地区的差异化资源禀赋，重点强化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核心城市的产业先导和辐射作用，通过各类创意产业园区和研究机构，实现高科技制造“落地生根”和传统制造的“升级换代”。在推动上述利在长远的战略同时，孙毅彪强调，短期内仍需确保现行稳外需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，其中包括汇率和 出口退税 政策。